“好,我们向中央报告,以求尽快投入原理研究。同时也把实验迅速开展起来,同步进行,一旦有突破,合二为一,时间就能抢住了。”王淦昌说。
“听说法国的戴高乐要当‘氢弹老四’,我想我们绝不能当‘老五’,争取把戴高乐比下去!”邓稼先的话又引起了一片欢欣鼓舞。
王淦昌每每在临睡前都要向理论部方向望上一眼,每一次他看到的都是通明的灯火……“太晚了,大家要注意身体。”好几次他实在不忍心,进屋动员年轻的科学家们早点休息,但每一次都被“赶”了出来:“王院长,你都快60岁的人了,还常年待在戈壁滩吃沙泡夜睡帐篷床,我们加点班开个夜工,还不是受您老影响?什么时候戈壁滩上见不着您的身影了,我们才敢偷懒呀!”有这些好小伙,中国还愁干不成上天入地的事?王淦昌常常被这些聪明绝顶而又可爱的小伙子们所感动。但是科学毕竟不是“小儿的玩意儿”,核科学更不用说了,它是一门新科学,根据当时的实际,中国的战略家们在周恩来总理直接指挥与组织下,采取了“龙头三次方”合成作战的战略步骤。
当时王淦昌他们有两种考虑:一是热核聚变,如美国的氢弹试验装置用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固定体,进行热核聚变就算完成了氢弹试验,这对王淦昌来说比较熟悉,他在研制原子弹时就成功探索了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,其本身就包含着这方面的突破;还有一种意见就是直接研制出能装上导弹头的氢弹。后来周恩来总理综合各方面意见,提出了氢弹试验也要像原子弹那样小型化的见解,因此,王淦昌、朱光亚(时任副院长)和邓稼先、周光召、于敏等统一了研制方向,即不求大而求“爆”的战略决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