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那好，您念念吧。”
少校说着，便将一封信递给年轻人。
安德烈亚开始小声念信：
您穷困潦倒，等待您的是不幸的老年生活。您想不想改变境况，即使算不上富有，至少经济上能独立呢？
您即刻就前往巴黎，到香榭丽舍大街三十号，求见德·基督山伯爵，领回您与德·科西纳里侯爵夫人生育的、五岁时被人拐走的儿子。
您的儿子名叫安德烈亚·卡瓦尔坎蒂。
为了打消您对写信人的好意可能产生的怀疑，现随信附上：
一、一张两千四百托斯卡纳利弗尔的汇票，可到佛罗伦萨戈齐先生的银行兑现。
二、一封去见德·基督山伯爵的引荐信，我在信中请他支付给您四万八千法郎。
请于五月二十六日晚上七时到伯爵府邸。
布索尼神父
“正是这样。”
“什么，正是这样？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少校问道。
“我是说，我也收到一封类似的信。”
“您？”
“对，是我。”
“也是布索尼神父写的信？”
“不是。”
“那是谁写的？”
“一个英国人，名叫威尔莫爵士，自称水手辛伯达。”
“正如我不认识布索尼神父一样，您也不认识他吧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