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由于观念上人们视进士为“士林华选”，有才华的士子多愿考进士，进士及第后，往往又去应制举。制举本身也是才学之科，特别是其中有相当数目的科目属文学之科，因而进士参加制举有一定的优势。进士尽管授官时品阶较低，进士甲第，从九品上叙阶，乙第从九品下叙阶，但进士升迁较快。由于他们的文化程度较高，朝中清要之官丞、郎、给、舍常选于进士，而这些清要官正是朝廷公卿将相的候选人。唐初进士并不多，但据统计，高宗时科举出身做到宰相的11人中，明经只有2人，进士则有9人。唐玄宗开元元年到二十二年（713—734年）的27名宰相中，进士出身的有8人，制举出身有5人，明经有4人[68]。这也说明，人们把进士举子视为“白衣公卿”是有缘由的。
与进士科一枝独秀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唐后期明经与制举的衰落。明经考试以帖经与墨义为主，但帖经的成绩具有关键意义，在唐后期更成为及第的主要标准。“明经以贴诵为功，罕存旨趣”[73]的弊端，很早就有人指出了。这种肤浅的、死背硬记的考试，完全窒息了士子们的独立思考和创造精神，也使明经的声誉和社会地位逐步下降。唐肃宗至德元年（757年），允许人“纳钱”买明经出身，常衮“非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”的政策，堵塞了明经的出路，许多人都产生了“明经碌碌”的观念。在现实中，尽管明经录取的人数并未减少，但明经出身的人大多担任中下级官吏，做到高官或成名者极少[74]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