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甲)气候史观。此说所侧重者不在一地域之特殊气候对于居民生活之影响，而在一地域气候上之暂时的(如荒旱、水灾或过度之寒暑)或永久的反常变化(如古西域诸国之沦为沙碛)与其他文化变迁之关系。持此说者，以为一切文化之重大变迁皆为气候变迁之结果。夫谓气候之变迁有时为文化变迁之一部分的原因，且其例之多过于寻常所察觉，此可成立者。吾可为举一旧日史家所未注意及之例。《左传》僖十九年载：“卫大旱，卜有事于山川，不吉。宁庄子曰，昔周饥，克殷而年丰。”宁庄子之言若确(吾人殊无理由疑其作伪),则殷之亡，周之兴，而封建制度之立，其原因之一，乃为周境之荒灾。然若谓一切文化上之变迁，皆有其气候之原因，则显与事实刺谬。例如日本之明治维新，可为该国文化上一大变迁，然其气候之原因安在?如此之例不胜枚举。气候史观实难言之成理。(气候史观之最有力的主倡者为亨丁顿。此说最佳之批评见于所著《现代社会学原理》中。)(乙)人物史观。文化为个人集合活动之成绩，文化之变迁，即以活动之新式样代替旧式样，故必有新式样之创造，然后有文武变迁之可能。然新式样之创造固非人人所能为，所肯为，或所及为也。《记》曰：“智者创物，巧者述之，愚者用焉。”一切文明上之新原素，皆有特殊之个人为之创始，此毫无问题者也。所谓创始有三种意义：(一)完全之新发现或新发明。(二)取旧有之式样而改良之。(三)将旧有之式样集合而加以特殊之注重，即所谓“集大成”者是也。复次采纳一种旧有之行为式样(譬如说孔教、佛教或共产主义),身体力行，并鼓励、领导他人行之。此亦可视为一种创造者。以上四类之创造者，包括古今一切“大人物”之活动。世间若无此四类之人，则决不会有文化之变迁，此亦无可疑者也。虽然，大人物之所由成为大人物者何在?(一)在于“天纵之将圣”?抑(二)在于生理学上禀赋之殊异?抑(三)在于无因之意志自由，抑(四)在于偶然之机遇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