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实李鸿章不是不喜欢日本，而是很忌惮日本。
老爷子从十几年前甲午还没开打那会儿就明白，总有一天日本会成为大清的头号祸患，在他眼里，比起日本，俄国要容易对付得多，所以面对联日还是联俄，他毫不犹豫地选了后者，哪怕是付出沉重的代价也不悔改。
但显然这并非伊藤博文所能接受，撇开日本利益不谈，大家都是亚洲人，哪有跟着白人一起窝里反的道理？所以他试图说服李鸿章改变外交策略，但很显然，老爷子压根就不鸟这茬儿。
无奈之下，也就只好作罢了。
就在伊藤博文滞京期间，维新变法的形势又发生了一些转折性的变化。
9月16日，光绪帝在宫中召见了袁世凯。
此时的袁大人早已是不比当年了，自甲午从朝鲜归来然后目睹水师沉陆军灭，他便顿生振新之意，和康梁所不同的是，他袁项城的“新”，那是有干货的。
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八月，袁世凯以一封万言条陈呈送光绪皇帝，结合了自己在朝鲜多年带兵经验，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改革纲领，其内容为储才九条、理财九条、练兵十二条、交涉四条，其中以练兵为最重——除去纲领中那十二条以西洋军法练兵的建议之外，袁世凯还草拟了编练新建陆军章程，并认为“大旨则步军操法以师法德国为主”，也就是效仿德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