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诸位，请听我讲一段小故事。”米乌索夫忽然一本正经地说，显出一种特别威严的表情，“几年前，在巴黎，就是在十二月叛乱不久之后的一天，我去访问一位当时很重要、很有势力的人物，遇到了一位十分有趣的先生。这个家伙不只是个密探，而且好像是一大批政治密探的头目，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个很有势力的职位。我碰到这个机会，由于非常好奇，就和他谈起话来。他受到接待不是由于交情，而是以下属的身份来报告什么事情的，因此看见我受到他的上司的招待，就跟我多少诚恳地谈了起来——当然只限于一定的程度，与其说是真正的诚恳，还不如说是客气，本来法国人就很讲究客气，况且他又看见我是一个外国人。但是我很了解他话中的意思。谈论的话题是当时正在追查的社会主义革命党。我先不说谈话的主要情节，只说这位先生忽然脱口说出的一句极有趣的话，他说：‘说实在的，我们对于所有这些机会主义者，像那些无政府派呀，无神派呀，革命党啊，倒并不怎么害怕；我们监视着他们，知道他们的动向。但是他们中间有几个人，虽然不多，却很特别——他们是信仰上帝的基督徒，同时又是社会主义者。对于这类人，我们最伤脑筋，他们是可怕的人！社会主义者兼基督徒，比社会主义者兼无神论者要可怕得多。’这些话当时就使我很吃惊，现在听了你们的话，我好像忽然记起了似的……”